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涅陽縣（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人。東漢末年**醫學家，被后人尊稱為醫圣。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

       在方劑學方面，《傷寒雜病論》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很多劑型，記載了大量有效的方劑。其所確立的六經辨證的治療原則，受到歷代醫學家的推崇。這是中國第一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醫學專著，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學者研習中醫必備的經典著作，廣泛受到醫學生和臨床大夫的重視

       張仲景，名機，東漢時期南陽人，曾做過長沙太守，也稱“張長沙”。張仲景早年中孝廉，舉孝廉是東漢時期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張仲景應該是一位標準的公務員，行醫反而是他的副業。

       古人的處世哲學有一個以小見大的規律，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進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國如烹小鮮。古人也把預防治療身體的疾病與治理國家進行類比，于是古代的讀書人都有這么一種情懷——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就比如張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歡行醫救人，也曾拜同郡名義張伯祖為師，積累了不少的臨床經驗。

       張仲景所生活的東漢末年，是一個非常動蕩的時代，我們都知道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最后演變成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朝廷因黨錮之禍使得朝政被宦官把持，并與士大夫階層產生了許多尖銳的矛盾。朝綱敗壞、農桑廢弛、邊境暴亂，再加上天災瘟疫盛行，許多人要么是餓死，要么是病死，張仲景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生出一種使命感與懸壺濟世的熱忱。

       建安初年后的十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傷寒類疾病占七成，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期間處理公務閑暇時就在太守府堂上坐診，為百姓看病，救了許多黎民蒼生的性命。有這么一個典故，稱行醫為“坐堂”，許多醫館藥鋪也以“堂”命名，如《大宅門》中百草廳白家老號的原型即今天享譽中外的“同仁堂”。

       張仲景還有一部醫書流傳千古，名《傷寒雜病論》，分傷寒與雜病兩部分，其中雜病篇也稱《金匱要略》。此書是張仲景一生行醫經驗之精華，是一部集大成的醫學著作，記載了許多方劑，系統地分析了傷寒感熱的原因癥狀，發展階段及處理方法，并創造性地確立了傷寒類疾病“六經”（即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與“八綱”（即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辯證論治原則理論，可謂繼往開來，惠及后世。

      《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表現了仲景作為醫學大家的仁心仁術，后人尊稱他為“醫宗之圣”。在河南南陽市還留有“醫生祠”來紀念他。

        古人所推崇的圣人，標準還是很高的，并非什么人都能當得，僅僅有拔尖的專業，卓越的貢獻還不夠，還要有一顆仁者之心。他們認為“圣（聖）人”以口耳傳道受業，更重要的是有“土德”，即厚德載物，心系蒼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拋去張仲景的業務水平，他總是在為最底層的百姓謀生存，廣積善因，不求回報，僅這一點就難能可貴。

       張仲景曾給同行沈槐看病，據說這位沈槐也是一位醫生，卻沒有子嗣，更不曾收徒，整天惆悵后繼無人，憂患成疾。張仲景給他開的藥方很奇特，用五谷雜糧做成一斤重的藥丸，涂上朱砂讓病人一頓食用，但這東西怎么吃得下？這可惹得沈大夫笑話，逢人便嘲笑張仲景，從來沒聽過用五谷雜糧做大藥丸的！

       這可惹得沈大夫笑話，逢人便嘲笑張仲景，從來沒聽過用五谷雜糧做大藥丸的！他一心認為這事兒可笑，反而將自己心中的憂慮拋諸腦后。于是這位沈大夫的病就慢慢好了。過了一段時間張仲景來拜訪他便說：“恭喜先生氣色漸佳，末學斗膽出此荒誕之方，只為紓解您的郁氣。”沈槐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慚愧。

      張仲景又說：“我等行醫，為給蒼生祛病延年，我們這些末學后進都愿意請教先生的醫術，您又何愁后繼無人？”沈槐聽了很感動，從此把自己全部醫術傳授給了張仲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