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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是清末新政時期崛起的滿族地方大吏，歷仕南北，督撫一方，以思想開明、力行新政而被時人評論。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頗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銅器、玉器、石刻、瓦當、古印、書畫等等。端方延攬了一大批當時的收藏家、鑒賞家，委托他們將自己的藏品進行整理匯編、著錄成冊，有效地保存和傳承了的傳統文化。夔紋三足提梁盉是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眾多精美青銅酒器之一，1976年出土時殘破及銹蝕嚴重，前人曾經做臨時修補。后該盉出現變形，多處開裂，為更好地保護這件珍貴文物，本人對銅盉重新進行修復。甘肅發現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圖像作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畫迦陵頻伽圖像轉變的中介，更多源自它們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僅為人首鳥身的組合形式。迦陵頻伽是作為佛教西方凈土思想的組成因素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古代佛教藝術中的迦陵頻伽最早應為出現于唐初的"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是印度緊那羅形象、印度迦陵頻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畫工、唐代凈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鳥身形象等多種因素碰撞的結果。"敦煌風格"迦陵頻伽的共同點體現在華美頭冠、伸展雙翼、修長卷尾、站立姿勢、樂舞角色、凈土場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頻伽在雙手合十姿勢、獻鳥獻物角色、邊飾紋樣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風格"迦陵頻伽在盛唐以后東進中原，出現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宮、佛教金棺銀槨、皇室貴族墓葬等藝術載體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郊區李樓公社五郎廟村七隊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銅造像，據稱是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估計是一處窖藏。這批鎏金銅造像除較殘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從特征上看均為唐代之物。造像種類有佛、菩薩及天王，其中菩薩造像占絕大多數。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樹狀化佛三種。造像作樹狀，樹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個化佛頭頂部有一尖頂狀飾物。菩薩像形態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舉柳枝和右手舉柳枝之分，背光形式為蓮瓣形，但又有實心、空心以及周緣有突結等變化。天王像僅一件。洛陽唐代銅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遺址中有零星發現，但一次發現鎏金銅造像數量達百余尊，在洛陽還是次，在全國范圍內也是極少見的。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天王，均與洛陽所見唐代造像風格相近。本文通過對新公布的獸骨刻辭中" "字的考釋，認為該字很可能即"距骨"之"距"的本字，而該獸骨實際上就是牛距骨，對該獸骨刻辭的文意進行了訓解。在此基礎上，對1936年殷墟出土的牛距骨刻辭加以考釋，了這兩塊牛距骨刻辭的一些共同特征。最后，結合如今盛行在北方(尤其是東北地區)與藏族習俗中的"嘎拉哈"和"歘嘎拉哈"習俗以及考古發掘出土的各類質地的距骨，推測兩塊商代牛距骨可能用作博具或游戲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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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日本出光美術館的西周時期青銅器靜方鼎是成康時期的器物。這件器物的作器者與傳世靜簋、靜卣的作器者并非一人，前者與另一件傳世器小臣靜簋的作器者為一人，生活在成康之世，靜簋、靜卣的作者則主要活動在穆王之世。靜方鼎的作器者曾與"安州六器"的作者中以及召公、南宮氏等展開過對南土江漢地區的經營，這次經營與昭王時期的伐楚亦非一事。龜茲石窟中的立佛列像可分為兩大類。類以立佛為畫面主體，佛旁繪供養者，多在中心柱窟甬道內，與表現菩薩功德的誓愿題材有關，見于克孜爾第1、163窟、瑪扎伯哈第9窟等。畫面中的立佛為過去諸佛，而佛旁行供養的人物則為菩薩。這些菩薩像大都可視為釋迦牟尼的前世，但也包括其他菩薩的形象。第二類為單純表現立佛列像，佛像尊格有一部分可推斷為過去佛，見于克孜爾第176窟、新1窟等。以立佛列像來表現過去諸佛，在龜茲地區似已形成一種傳統模式。龜茲壁畫中的誓愿題材成為吐魯番回鶻時期誓愿畫的直接源頭。與高昌、北庭相比，龜茲地區的回鶻人在創作誓愿圖方面，更多地保留了龜茲本土文化因素。眾多誓愿圖的涌現，反映了菩薩思想在龜茲地區的上升，這與當時人們對成佛的追求和對"菩薩道"的踐行有關。15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長治縣博物館在長治縣鎮里村搶救性發掘了一座金代墓葬。該墓被嚴重盜擾，隨葬品無存，出土了一具體量較大的石棺。石棺結構復雜，由棺蓋、棺身和底座等部分組成。棺蓋由四部分拼合而成，棺身和底座由一整塊青石雕鑿形成。棺蓋、棺身和底座外表面經過磨光處理，且裝飾有復雜的圖像。裝飾技法以細線刻為主，局部使用減地平面線刻技法。棺蓋正面裝飾折枝蓮紋，棺身左右幫板裝飾婦人、飛天、云紋，基座束腰部分裝飾線刻二十四孝人物孝行圖。石棺這種葬具在山西地區發現較少，時代多集中在宋金時期，有明確紀年的數量極少。二十四孝題材在壁畫、磚雕等墓葬中出現很多，本次發現豐富了二十四孝組合研究資料，為確定同類型石棺的時代提供了參照。關于博山爐問題，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深入討論。目前學界基本認為博山爐起源于戰國時期的豆形熏爐，也有學者對這一問題不斷加以追溯，并指出早在紅山文化時期，便有豆形熏爐出現。以往的研究卻忽略了陜西茂陵一號無名冢叢葬坑1981年出土的博山爐，與豆形博山爐在形制上存在的區別。其實目前所見的兩種類型的漢代博山爐，各自的起源并不相同。博山的形象不僅象征求仙和長生，也代表了死者期望通過山岳到達天界。結合相關文獻的記載，在楚漢的信仰體系中，山岳不僅是的所在，是通往天界的必經之路。通過漢代的相關材料，也可以看到龜、魚或蛙等水生動物，似乎更容易與黃泉或幽冥有關，而鳥的形象往往和天界聯系在一起。博山爐的鳥形飾件，在古代信仰體系中有特定的涵義，也可能是外來文化影響下的產物。
恤刑制度是指我國古代封建國家在訴訟中給予老、幼、殘、鰥、寡、孤、獨等社會弱勢群體特殊保護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對象主要是7歲以上的老人、未滿1歲的未成年人、婦女、殘疾人等。恤刑制度體現了統治者的仁政思想，其內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訴訟程序、刑罰執行等方面。我國已出土的《王杖十簡》和《王杖詔書令》記載了漢律對于老年人、殘疾人及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的法律規定和部分案例。謝家橋一號漢墓告地策中的"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儀職務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恚"的"昌"的官職或籍貫。其中的"虒"，應當是江陵縣丞的名字。
明朝建立后，隨著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繁榮，銅鏡鑄造業獲得了很大發展。鑄鏡工匠在繼承傳統的對紋飾等方面進行創新，形成了獨特的時代風格。本文結合考古出土資料和傳世品，從形制、紋飾、銘文等方面對明代銅鏡的類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鑄造時間提出了看法。本文將《陶文圖錄》中秦陶文部分釋文缺釋及不準確的文字，與已被確識的秦文字進行對比分析，提出新的考釋意見，對相關問題作簡要說明。在古代，自先秦以降就一直有繪制歷史畫的傳統。《楚辭·天問》中保留有關于歷史畫的記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和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記述了從六朝至唐宋時畫家所繪歷史題材的畫作，并且還闡明繪歷史畫時必須遵守真實性的創作原則。流傳至今的古代繪畫中，保存有不少歷代畫家所繪歷史題材的畫作。也保存有不少各代畫家創作的描繪當時人物或社會風物、習俗的作品，流傳至今也可列入歷史畫的范疇。在西方世界，歷也都有繪制歷史畫的傳統。現存的西方歷史畫同樣包括兩類內容，一類是畫家創作的歷史題材的繪畫；另一類是不期畫家所描繪當時社會生活的繪畫，流傳至今，也屬歷史畫的范疇。在近代，畫家在學習西畫的基礎上，也進行了畫歷史畫的新嘗試。新建立后，歷史畫出現了新的熱潮。歷史畫創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就是兩點：要重視歷史的真實性，第二是作品的藝術性，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公元前一千紀后半，是大陸和朝鮮半島之間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逐步興盛的一個時期。考古發現和比較研究表明：韓國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式"銅劍，是公元前4世紀中葉從大陸東渡到韓國西南部沿海一帶的吳越鑄劍工匠在當地鑄造的；韓國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的舶載鐵器，是分別從大陸的燕地和齊地傳入的；韓國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紀年前后的"橫置式"前期甕棺葬，是在大陸黃海和渤海沿岸地區甕棺葬的影響下產生的。中韓交流于公元前4世紀中葉拉開了序幕，后來又經歷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線，既有連接遼東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遼東—朝鮮半島"陸路，更有"環黃海之路"水路，即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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